“国家在场”与“田野深耕”——留学人员区域国别研究的使命与实践

2022年，区域国别学正式纳入交叉学科门类并列入《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》，成为新的一级学科。这一学科建制层面上的突破，意味着中国学术正在从“睁眼看世界”走向“深刻懂世界”。田野调查被确认为区域国别研究不可或缺的核心方法——研究者需要深入对象国，在日常生活的细微处感知异域文化的社会肌理，获取“在地性知识”。问题随之而来：谁更适合承担这一使命？

从一个宁夏青年的故事说起

1998年，一名宁夏青年经过选拔，被国家公派赴巴基斯坦国立现代语言大学，攻读阿拉伯语语言文学学士与硕士学位。留学第三年，家乡高校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时向他发出工作邀请，他几乎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。他后来说：“那时我只有一个念头，国家派我去留学，我回来就应该在更需要、更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发挥所学。”

2003年，他作为紧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到宁夏大学，全过程参与宁夏大学阿拉伯语专业的创建。此后，他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，在中国、美国、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出版7部学术专著（译著），发表50余篇论文，成为宁夏高校区域国别学领域的首位副教授、首位阿拉伯语教授、首位硕士生导师、首位博士生导师、首位博士后合作导师。在他的推动下，宁夏大学阿拉伯语专业从升格本科起步，到获批硕士点、设立博士点方向，并带动中东阿拉伯研究学科平台同步发展，直至该平台成为“中东研究”硕士、博士学位点。

这个人就是金忠杰。这个跨越20余年的故事，恰是本文所探讨命题的生动注脚——留学与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之间，存在着一条可以被清晰辨认的制度性通道。

问题只在于：我们是否自觉意识到了这条通道的存在，是否将海外那段看似寻常的求学经历，从“被动经验”提升为“主动生产”。

“国家在场”给予研究者的双重馈赠

国家公派留学制度与区域国别学研究之间，正在形成某种制度化衔接。一个值得注意的载体是面向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公派留学专项。该计划旨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和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等发展需要，加快培养和储备一批具有国际视野、通晓国际规则、能够参与国际事务的国别和区域问题研究人才。其学科指向也较一般留学资助更为明确。近年来，该计划的选派规模有所扩大，并采取“先立项，后选拔”的项目制方式：由单位申报项目，经评审后推荐人选，申报单位须与国外院校建立实质性合作。

2024年9月，全国首批3名区域国别学博士生入学。两年后，他们全部获得赴境外高校开展研究的资助。这些年轻的区域国别研究者，正在走向真实的对象国田野。

笔者曾作为国家公派留学人员赴拉美和欧美国家留学。留学期间，我反复思考一个问题：我与那些短期访学的学者有何不同？我的日常生活——租房、买菜、与邻居闲聊、参加本地朋友的聚会——这些看似与“研究”无关的经历和场景，是否也可以被视为一种“田野”？

回国后，我进入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工作，承担“区域国别创新研究”党支部及翻译与国际传播系的相关工作。从留学到归国，从田野到书斋，这个转变让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：留学人员是区域国别学田野调查最天然的实践主体。区别只在于，我们是否自觉意识到了这一点。

“国家在场”对留学人员从事田野调查的意义，笔者有切身体会。

首先是方向感。知道自己为何而去，知道自己要带回什么。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支持计划明确支持研究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和地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等领域的专门人才，重点支持高校“区域国别学”学科建设，优先支持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、备案中心的研究人员带课题出国调研和研修。有了课题牵引，田野就不再是漫无目的的游走，而是有焦点的观察。

其次是通行证。笔者在拉美和欧美国家田野调查期间发现，公派身份带来了一种信任背书，使我与当地学者、官员等进行深度访谈和资料获取时容易许多。区域国别学强调“以中国学者的主体身份”去理解他者，公派身份恰恰为这种主体性提供了制度保障。

生活本身就是田野

初到异国他乡，一切都是新鲜的——街头音乐、市集喧闹声、人们不紧不慢的生活节奏。但“新鲜”不等于“理解”。真正的田野，不是用相机记录异国情调，而是进入当地人的意义世界，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生活、为什么这样思考。

这种理解需要时间。短期访学一个月，你能看到现象；留学一年，你开始理解现象背后的逻辑；留学两年以上，你才有可能把这种理解内化为自己的认知框架。留学第一年，笔者最大的收获不是收集了多少资料，而是意识到自己“什么都不知道”——在国内读过的所有关于拉美和欧美的书籍，在真实的街头巷尾面前都显得单薄；直到第二年，才慢慢找到一点“在场”的感觉——知道该去哪里找什么信息，知道什么话该问什么人，知道对方的回答是否有所保留。

可以说，只有足够长的在场时间，才有可能完成从语言适应、文化磨合到社会网络建立的完整过程，实现从“外部观察者”向“内部理解者”的转变。

相比短期交流和访问学者，长期在场的留学人员有几个难以替代的优势。

一是语言的“肉身化”。在国内学外语，语言是工具；在对象国生活，语言逐渐成为身体的一部分：你开始用当地语言做梦，开始不假思索地用当地习惯用语表达情绪，开始听懂言外之意、话外之音。这种语言能力是田野调查最基础亦最稀缺的资源。

二是社会网络的“在地化”。留学不是住在宾馆里做研究，面对的是租房、交水电费、去医院看病、参加社区节日活动等各类事项。这些日常琐事构成了一个本地化的社会关系网络——房东、邻居、超市老板、语言班同学、图书馆管理员，等等。这些人不是“受访者”，而是你生活的一部分。也因此，他们愿意跟你说的，远比一次正式访谈要多得多。

三是问题意识的“田野生成”。笔者在留学前拟定的研究课题，到了田野之后几乎全部推翻。不是因为准备不足，而是因为真正的问题在文献里读不到——它们藏在日常生活的褶皱里，只有置身其中，它们才会向你显现。只有足够的时间，才能让问题在田野中自然“长”出来。

“双重视野”的自觉运用

留学人员还有一个独特之处：你既是中国经验的携带者，又是对象国生活的沉浸者。这种“双重视野”处理得好，是方法论上的巨大优势——你始终有一个可比较的参照系，不会轻易被单一文化视角裹挟；既能共情于对象国，又能保持批判。

笔者回国后在从事翻译与国际传播教学研究的过程中，越来越体会到这种“双重视野”的价值。翻译不是字词的转换，而是认知框架的对接。在田野中浸泡过的人，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“不可译”的文化缝隙，也才能真正找到跨越这些缝隙的方法。

以笔者所在单位的拉美研究中心为例：该中心2010年成立，2011年被教育部认定为全国首批39个“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”之一，2019年又被认定为全国48个“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高水平建设单位”之一。中心多年来持续派出研究人员赴拉美国家开展田野调查，形成了“在地观察-学术提炼-政策转化”的工作链条。这个链条的起点，恰恰是公派留学制度提供的“在场”机会。

陕西师范大学马强教授团队的实践同样印证了这一点。马强教授牵头的“南亚社会民族学田野调查研究”项目获批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支持计划，团队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期间深入多个社区开展田野调查，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。该院学生经国家资助，已在伊朗、蒙古国、新加坡、乌兹别克斯坦、巴基斯坦等国进行过田野调查，这些足迹共同勾勒出一幅中国区域国别学人“走出书斋、走进田野”的群像。

归国之后：文化翻译、国际传播与范式创新的三重使命

留学总有归期。但田野的结束，不是学术生产的终点，而是转化的开始。

留学归国人员首先要完成的，是将田野中的感性经验“翻译”为可传播的学术知识。这种翻译不是文字层面的转换，而是认知框架的对接——将对象国的社会逻辑“转译”为中国学术话语可理解、可分析的知识形态。笔者在教学中最常跟学生讲的一句话是：真正的翻译难题从来不在词汇和语法层面，而在文化层面。你如果没有在对象国生活过，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某个词在这个语境中是这个意思、在那个语境中是另一个意思。区域国别学的田野调查，正是为这种深层翻译提供“原文”的过程。

金忠杰的轨迹提供了一个完整样本。从田野经验到学术成果，他完成了一个“文化翻译者”所能完成的最充分的转化。

在田野中获得的“在地知识”，也不能止步于学术论文。它需要被进一步转化为具有国际说服力的传播内容。从田野调查到国际传播，是一个完整的知识生产闭环：在地观察→学术提炼→话语建构→国际传播。留学归国人员身处这个闭环的关键节点——他们既是最初的田野亲历者，也是后来的话语建构者。

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生马真骅的路径提供了一个别样参照。硕士期间，她曾两度跟随导师赴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田野调查。毕业后，她进入国际移民组织（IOM）乌兹别克斯坦办公室工作，并称自己的组织为“田野办公室”——他们更倾向于深入基层落实项目。从田野调查到国际组织，马真骅的路径印证了一个判断：区域国别学的田野训练，培养的不仅是研究者，更是能够在国际舞台上行动的人。

笔者所在的“区域国别创新研究”党支部，其名称中的“创新”二字值得反复咀嚼，它体现为留学归国人员在范式创新方面的三重使命。

一是方法创新，即探索适合中国学者主体性的田野工作方法。西方人类学的田野传统有其特定的知识论背景，不能简单照搬。中国学者进入田野，有自己的问题关切和价值立场，需要在实践中摸索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式。

二是理论创新，即基于中国经验与在地田野的双重资源，构建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。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交往经验，本身就是一座理论富矿，值得从田野中发掘、提炼。

三是组织创新，即如何以组织化方式，将留学归国人员散落的田野经验整合为有方向、有产出的学术生产力。党建与学术的有机结合，是区域国别学中国范式的一个独特维度。

警惕“学术观光”与“自我殖民”

田野调查在当下出现“泛化”的趋势。一些短期考察甚至旅游观光都被冠以“田野”之名，模糊了田野调查的学术严肃性。留学归国人员在回溯留学经历时，也需要警惕这种倾向——不是所有的海外生活经历都能自动成为学术资源。只有经过问题意识的筛选和理论框架的整理，经验才能上升为知识。

另一个需要警惕的陷阱是“自我殖民”——用西方理论强行解释对象国现象，把田野经验硬塞进别人的概念框架。留学人员由于接受了西方学术训练，尤其容易陷入这种路径依赖。在拉美的田野经历告诉我：拉美就是拉美，它既不是西方的“延伸”，也不是中国的“镜像”。尊重这种差异性和独特性，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伦理。

田野调查的终极价值，不在于生产“见闻录”，而是实现从个人经验到公共知识的升维。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，在于“组织化”——通过研究基地、学术团队、党支部等组织载体，将个体的田野经验汇集为共享的学术资源。

几点具体思考与建议

基于以上思考，笔者提出三点建议。

一是强化“研究型留学”的制度要求。在公派留学项目中进一步明确田野调查任务，将“带课题出去、带成果回来”从倡导变为具体要求。

二是建立留学归国人员田野资料的共享机制。田野笔记、访谈记录、调研报告等一手资料，目前大多沉睡在个人电脑里。如果能有制度化的渠道将它们汇集起来，对区域国别学的基础数据建设将是一大贡献。

三是打通成果转化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从田野笔记到学术论文，从学术论文到政策报告，从政策报告到国际传播素材——这个链条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支持机制。目前从学术到政策的转化相对顺畅，但从政策到国际传播的环节尚须进一步加强。

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，笔者脑海中浮现的是拉美和欧美国家街头那些寻常的日子——清晨的玉米饼香气、午后广场上咖啡厅的闲聊、房东敲门送来的一杯热茶。那些瞬间在当时只道是寻常，如今回想起来，却是我理解那个国家最珍贵的“田野资料”。

留学报国，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。当留学群体的田野之眼与国家的发展之需相遇，知识便有了力量，田野便有了方向。（作者 侯光海系西南科技大学“区域国别创新研究”党支部书记、外国语学院翻译与国际传播系主任；曾先后获国家资助赴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普拉特维尔分校、西班牙马拉加大学、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留学）

来源：《神州学人》（2026年11期）